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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因为一位官员的清廉，而给他的家乡带来了一千多年的影响，并且让这里即便经历了自唐以后数个王朝的兴衰更替，在千百年间依然保持了文化传承的旺盛生命力，尤其在科举选拔人才的年代，这里人才辈出，直到如今，古村落依然保存完好，古风犹存，这真是一个文化奇迹。
        这位清官叫薛令之，这个古村落叫廉村。

        薛令之乃福安人，被称作“开闽第一进士”，也就是自隋朝开始推行科举考试以来，薛令之是福建省第一位考中进士的人。虽然他从23岁考中进士，并且在唐朝宫廷做了46年的官员，但他的官位并不高，最高官至四品，然而，他的官位却十分特殊：太子太傅，也就是长期担任皇太子李亨的老师。
        薛令之的一生，大多时间生活在盛唐时期，与李白、杜甫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生活在同一时代。在人才云集的长安城，他能够与贺知章等名流一同被唐玄宗选作太子师，可见他的学问、人品非同一般。
        薛令之的故乡福安廉村原来叫石矶津，距福安县城约15公里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。在闽东山区，这样的村落，比比皆是。尽管这里山清水秀，但是交通极不方便。这里与外界的联系，通常都要靠村边的一条溪流，从这里顺水而下，到达沿海。真不能想象，从这里出发，要行走多少水路、山路，才能到达大唐首都长安。因此可以想象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之下，一个山村里的孩子从读书到参加科举考试是多么艰难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说，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中一位进士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，那么，在薛令之之后的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里的一个文化现象则耐人寻味了：为什么一个小村子里会像潮水一般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人才？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可是为什么集中出现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呢？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个村子里在数百年间，获取各种功名者共50多人，尤其是自北宋到南宋的近150年间，涌现出了23位进士，甚至出现了陈雄一门5进士、父子兄弟三代俱登高第的奇迹，而且就在闽东这个当年交通相当不便，远离文化中心的封闭山村里，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到此讲学，后来朱熹更是在学问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数次到此讲学，是什么吸引了这位大学者甘愿翻山越岭，不顾舟车劳顿，一趟又一趟走进这个小村落？而朱熹等文化名人的造访与讲学，又为这个小山村注入了什么样的文明内涵？让这里一度成为闽东乃至南方一带的文化中心？
        最近出差偶然来到廉村调研，行程匆匆，不过是走马观花，然而意外的发现让我既惊喜又愧疚。惊喜的是，走进这个保留完好的古村落，真有到了世外桃源之感，古建筑、古码头、古官道、古城堡、古雕刻，还有棵棵古树，似乎都在内敛而低调地展示着自己的辉煌往事；愧疚的是，福安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的初中、高中阶段是在这里度过的，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后，几十年里，我曾多次到这里出差、探亲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自己居然不知道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，一个一见就让内心安静下来，并且似乎是神交已久的梦中家园。即便离开多日，依然念念不忘，心里常常喃喃自语，这样一个地方，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这么多年，怎么就与之失之交臂了呢？

        我能为自己的孤陋寡闻作出的合理解释是，近代中华文明衰败之后，积弱积贫的中国一直在救亡、逃难、征战、求生存当中度过的，真正的和平建设也就是这几十年的事，而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，人们忙建设、忙挣钱、忙生计，而所谓的历史呀、文化呀、古迹呀这些昔日文明，人们哪有时间与兴趣关注呢？加上廉村地处闽东山区，藏在深闺人不识，大抵也是情理之中的，我不知廉村，又有多少人知道廉村呢？不过我也暗自庆幸，多亏这里长年交通闭塞，近几年才刚刚打通公路，否则，这样保存完成、堪称稀缺的古村落，恐怕早已经过大拆大建之后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正如内陆地区的许多文化古迹。
        一种文明的被唤醒，被认知，被珍惜，总需要一定的条件，比如当人们基本解决了温饱之后，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人们迟早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。对历史的审视，恰是对我们当今生活现状的反思。不知我们过去的来处，必然不知我们未来的去处。福安廉村今天能够以一个崭新的姿态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被福建省有关部门定义为这个、那个教育基地、古村落保护单位等等，正是中国发展到今日的水到渠成。这是廉村之幸。

        廉村被叫了一千多年了，是唐肃宗李亨为了纪念他的恩师薛令之而将石矶津敕封为廉村，也许，这位重情重义的刚即位的新皇帝太思念他的老师了，在他继位之后，他满怀欢喜地想重新召回已经回归故里的老师，但当他听说老师已经在一年之前故去之后，他一连用了三个廉字对老师的故乡做了“最高指示”：村为廉村，山为廉岭，水为廉水。
        因为一位教书先生，而让一个村落获此殊荣，在中国历史上恐怕独此一家了。所以当地人骄傲地宣称这里是中国第一廉村，倒也名副其实。

        唐肃宗为什么连用三个廉字？他想表达什么？倡导什么？我在想，他当初提笔御批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将一个廉字用在恩师的身上，而是用在了老师的家乡上？他是先知先觉地预见到，让整个村民共享一个“廉”字，不仅是对死去老师的最高褒奖，更是对当地一代又一代后人的永久激励？
        薛令之到底有多廉洁？如此深深地打动了自己的皇上学生？而薛令之作为一名符号化的清官形象，又如何深远地影响了一个村子、一个地域的乡规民约，乃至村民个人的行为准则与文化自信？
        这实在是一个关于乡贤对一个地方治理及文化影响的大课题。我真希望有机会对这个课题做更深入的探究。

来源：中国财经报